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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5章 我眼中的张居正（第2页）

这件事发生在隆庆四年，张居正还是次辅。我在和明史专家讨论张居正时，他们给我提建议，让我从隆庆四年写起，就是从1569年写起，从俺答归顺写起。我也觉得这段历史可写，但我考虑到自己小说的结构和主旨，其重点不在民族问题上，就没有写这段历史，只在后面有所回顾。

我讲这件事，是为了说明，张居正很有忍耐力，也有很强的执政能力。而且他不像一般的读书人，意气用事。他非常理性。到了1572年，他成功地登上首辅的位置之后，立刻按照《陈六事疏》的设想，进行改革，推行“万历新政。”也就是说，他42岁时的思想，一直到了48岁才付诸现实。从一个设计师变成一个工程师，按照他的图纸来改造中国，张居正等了整整六年。

四

张居正的精神品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：第一是忧患意识：他在26岁考中进士的时候写了一首诗，很明确地讲自己的理想就是当首辅、当宰相。他的目的很明确，而且一辈子在官场上都没有左顾右盼，也没有丧失信心。这种忧患意识伴随他一直到死。

第二是担当精神，就是“担当天下事”：这个人敢作敢为，敢承担责任，更敢承担风险。他当上首辅时，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，他已知道天下的强势人物会反对他进行改革，但他绝不会退缩。他说了一句话：“虽万箭攒体，不足畏也”。就是后来我们人说的提着脑袋干革命的精神。

我去年碰到一个福建的朋友，他说你把张居正写得这么好，我老家还有一个姓李的人，他的遗言要让他的后人世世代代记着张居正是个奸臣。你看看，和你写得不一样。我说我知道这个人，张居正上任首辅的时候，他是工部右侍郎，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。张居正改革三个月，要裁汰官员六千人。当时总共有两万九千名官员，他要裁掉六千。裁官的标准是贪官、坏官、庸官和冗官。前三种官员的裁汰，史有定评。但第四种官员，即冗官，是张居正加上去的。冗官，就是在位子上不干事的人。这位侍郎先生就是一个冗官。张居正给他下了离职通知书，让他一个月内回到老家。这个侍郎回到老家以后，郁闷而死，才留下这个遗言。

这也是我们的同乡张居正，在死后几百年，还遭人反感、被人忽略的原因。他不但得罪皇帝，还得罪天下读书人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他坚决不用海瑞。海瑞第一次坐牢，是张居正帮恩师徐阶出主意，把他从诏狱中放出来。因此海瑞很感激张居正。一听说他当了首辅，海瑞非常高兴，还给他写了贺信。可张居正就是不用他。

当时的吏部尚书为海瑞的事亲自跑去跟张居正谈，说天下书生人言可畏，用海瑞不过是多一个官员，何苦要得罪天下士人呢？张居正对吏部尚书说，海瑞做人是个典范，当官却有问题。当年隆庆皇帝给他平反以后，给了他天下最富的一个府，苏州府，让他去当知府。历史上官员的待遇，历来是有规定的，知府要乘八抬大轿。结果海瑞去了以后，骑了一头驴子，前面弄个人举个牌子：肃静。八人大轿没有了，仪仗队也没有了。这样以来，他的几个副手没法坐轿了，事情也没办法做了，集体要求调走。

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，但凡穷人和富人告状，他不分青红皂白，一概判穷人赢。这样一来富人没办法了。惹不起躲得起，有本事的富人都把自己的户名挂到毗邻的松江府去了，就是今天的上海。他当了三年的知府，苏州的赋税降低了差不多一半。

海瑞把这么富有的一个府搞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张居正坚决不再起用他。针对这件事，张居正说了一番话，意思是说做人和做官不一样。做人可以讲品德、讲情操。做官除了讲品德之外，还要做到两点：第一要让皇上放心，皇上把这个地方交给你，你别乱来；第二你要让当地的老百姓得到好处，要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。

张居正说：“我若给他个闲官当，天下读书人还会骂我，说你看看，他把人家当花瓶用。我若重用他，又坏事了。干脆我给后代留下一个楷模：你是一个好人的典型。但不能做官。”

所以张居正是真的有这种担当精神，他完全不计后果，坚决推行改革。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这种人。

张居正死后之所以受到严酷清算，就是因为他做事不计后果得罪人太多太多。他一切以改革为目的，绝不徇私情。他的管家游七背着他收了一点银子，他把游七的腿打断了。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，铁面铁到了极致。

我之所以写这么一个人，就是因为他把国家的前途放在自己一个人的肩上来承担，为了国家的前途，他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，是从屈原一脉相传下来的楚狂人的精神。

五

在我写作《张居正》这本书的过程中，也遇到了很多障碍和挫折。我是一个诗人，后来改写小说。我知道如果把刚才讲的这些写下来，是非常枯燥的。要把它变成小说，就要把思想隐藏起来，通过很多曲折生动的故事来让人物丰满起来。这个过程就是文学的过程。这个过程非常困难。

我写第一卷之前，跟所有的朋友讲我要告别商海，回到书斋写历史小说。他们问我写什么，我说写张居正。他们又问我：“张居正是什么人？”我说张居正是明代的一个首辅。他们说：“你要写这个人，肯定失败无疑。你看唐浩明写《曾国藩》，这多有名气？老百姓谁不知道曾国藩？都知道。二月河写《雍正皇帝》，老百姓也都知道。你这个张居正是谁？老百姓都不知道。他的名气还没有武大郎大。”

这倒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。这也是因为张居正得罪了知识分子，得罪了强势集团。历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：强势集团极力诋毁的人物，清流集团一定会极力吹捧他，李贽、海瑞。屈原，都是。唯独一个张居正，双方联合起来扼杀他、压制他。

我自认为在知识分子中不是清流，不会单纯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一位古人的功过是非。在我之前也有不少学者是这样做的。朱东润先生，在国家危难的关头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张居正立传，他认为在当时那样一种情况之下，只有张居正才能挽救国家的危急，所以他在炮火纷飞的时候写《张居正大传》。熊十力先生，著名的大儒家，在解放初写《与友人论张江陵书》，也是因为感觉到百废待兴的时候离不开张居正。黄仁宇在整个世界和中国格局发生转折的时候，写下“世间已无张居正”的字句，同样是觉得历史转型的时候离不开张居正。

这样一种力量，这样一种声音，虽然一直很微弱，但是它一直存在着。现在，又到了一个改革的时代，我感觉到我一定要用我这枝笔，恢复我们民族对张居正的记忆。我知道我的能力可能达不到，但我不能放弃。就这样我用了十年的时间。一直到这个月10号那天，我接到第一个电话，说：“熊召政先生，我向你表示祝贺，你写的《张居正》，这次满票获得茅盾文学奖。”我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华商报记者某某某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让我相信你？”他说：“我这是可靠消息，5分钟前评委在现场给我打来了电话”。我说：“今天不是愚人节吧？我不接收你的祝贺。因为我没有得到正式的消息。”等到11号中午，电话不停打来。最后打来电话的是一个女记者，她在电话中说：“我刚和茅盾奖评委会主任通过电话，他亲口告诉我这个消息的，下午2点钟就要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。”我说：“那现在还有10分钟，我等着”。

后来，大概是下午2点过5分，新浪网上的新闻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文艺报的一个记者打来电话，向我表示祝贺，他说：“我想问你一句话，你现在获得这个大奖，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”我脱口而出：“你尊重了文学，文学就会尊重你！”因为，我花十年的时间来写张居正这个人，我的理想是用我的笔来复活张居正，恢复我们这个民族对他的记忆。为了这个简单的愿望，我渡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。最后，文学界承认了我的努力。并不是这个奖本身让我欣慰，而是这个奖背后的深刻含义让我激动不已。

2005年4月28日下午，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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