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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爱每一片绿叶（第3页）

1978年春天到了，迎春花谢去了满枝黄瓣，蹿出了碧绿的叶片。我多年不住校以后，又重新回到学校，住进了宿舍。因为我和爱人、儿子组成的小家庭离学校太远，而在这个春天里我又有着那么旺盛的工作热情，因此，我决心每周只回家两次，其余的晚上都在宿舍里悉心备课。我回校住了几天以后，才又注意到魏锦星的那间宿舍，依然是素净的白布窗帘，依然是“闲人免进”式的气氛。只是窗外的杨树粗了许多，晚风一过，叶片的摩擦声更响，使人想起流动的涧水，从而进一步联想到逝去的岁月，而生出万千的思绪。

我轻轻走到那株杨树前，伸手摩挲着树皮，仰头望去，星星从叶隙中闪烁出神秘的光芒。我想，这真是一件怪事，十多年来，宇宙中发生过多少巨变。就在我们生活过的这片大地上，曾经席卷过多么惊心动魄的政治飓风，然而这间8平方米的小屋里，却仍旧保持着可以想见的特有状况。

我忽然觉得，魏锦星多么值得怜悯。我们毕竟有了个小家庭，尽管房间很小，生活也艰辛，但有老婆儿子，得享天伦之乐，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……

可是，当我在树下背着手踱了几步，我又突然想到，也许，从魏锦星的角度看我们，倒是我们更值得他去怜悯。他毕竟敢于在抽屉里保留一张那样的照片，在心灵深处维系一股个人的柔情。而我们，比如说我吧，这些年来连日记也不记了，同亲友通信，也按随时可能被用大字报公布的标准来写，因为我目睹了太多这样的事例。我已经习惯于按“安全”而“规范”的方式说话、办事、与人交往；说老实话，我是没有勇气在自己的生活中，保留类似抽屉底上的大照片这种东西的……

陡然，魏锦星屋里的灯熄了，银色的月光，泼泻到他屋外的院落里，使人如处纯净的冰壶之中；沐浴着这清朗的月光，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：魏锦星并不怪啊，应当说，他是一个非常、非常正常的人……

万万没有想到，他那刻板而不为人理解的生活，有一天突然起了很大的变化。

这天我正坐在宿舍灯下批改学生作业，忽然有人敲门，我开门一看，竟是魏锦星。他进得屋来，搓着手，塌陷的眼窝里，眸子闪着奇异的光彩，满面为难之色，嗫嚅地说：“老彭，你看，能不能……这几天你回家去睡，让我，我来你这儿暂住几天……”

可以当然是可以，但魏锦星竟然要打破他的生活常规，“下凡”到我这个凌乱不堪的宿舍里来借住，真让我难以想象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“我……老家来了个亲戚，要住几天，所以……”

原来是这样，我立即让出了一切：屋子、床铺、被褥……我对他说：“你尽管住吧，我反正有自己的家！”

当我离开学校时，路过他的宿舍，只见窗帘上映出了一个妇女的身影，屋里传出她和一个孩子说话的声音。这是魏锦星的什么亲戚呢？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啊……

魏锦星的亲戚很快成了全校教职工注视的物件。是一位看上去四十上下的妇女，矮矮的，没有什么腰身，脸庞瘦瘦的，眼角鱼尾纹很明显，看上去很憔悴。她早出晚归，所以露面的时候不多。大家看见得最多的是她带来的那个男孩，看样子有五六岁的模样。她吆喝他“小三”，可见是她的第三个孩子。每天一到中午，大家就看见魏锦星到食堂给孩子打饭，每回总要买上两个肉菜；他把饭菜送回宿舍，亲手照料那孩子吃。那孩子很淘气，总要端着大碗，跑到屋外来吃，吃的时候很贪，腮帮子鼓起来半天平不下去，嘴角往下掉渣儿。

有一天傍晚，我正要回家，远远看见魏锦星拿着一条纸蛇，蹲在杨树下，噗噗噗地吹着，逗弄那孩子，孩子咯咯咯地摆动着小手笑着。这个镜头令我很是吃惊。我回想起来，1966年同受“群众专政小组”专政时，我曾和魏锦星一起被关在生物标本室里待了好多天。什么鸟呀兔呀一类的好看的标本，早被洗劫一空，剩下的只有人的骷髅骨架和几种蛇的标本。他并不厌恶骷髅架，却特别怕蛇，即使是泡在药水里的瓶装标本，他也总要远避三米以外，还屡屡指着蛇对我说：“我恶心，我恶心……”可是，此刻面对他亲戚的这个孩子，他却不厌其烦地吹着纸蛇。那孩子显然顶顶喜欢这个形象逼真的玩具，一见纸蛇伸缩蠕动，便拍手笑着，两只眼睛眯成两条小缝。看见孩子笑，魏锦星便也笑，脸上笑纹抖动，嗓子眼里还乐出声来。说实在的，这种笑法，我和他同事近二十年，还是头一遭看见。

“真是怪物！”小余在我耳边这么评论。

“唔。”我竟不由自主地应和着。

有一天，放学以后我和小余同路骑车回家，他又向我开始了“小广播”：“嘿，你知道魏锦星那亲戚是干什么来的吗？是来北京上访的！据说她丈夫直到现在还被关着。你知道这些天魏锦星备完课净干吗吗？帮那女的改上告信呢？……你仔细琢磨一下吧，这女的那脸庞，跟他抽屉底上的那张大照片，是不是有点像？……”

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生了很大的气，瞪了小余一眼说：“你净琢磨这些个干什么？”

可是，回到家里，我的心却好久踏实不下来。是呀，那妇女的脸庞，猛瞧上去当然和那照片上的姑娘并不一样，但细细考究，的确有着某种消除不尽的同一神韵。难道……

十多天以后，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魏锦星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送那母子去火车站。那妇女神色黯然，显然是上访暂未获得成果。小孩却很高兴，一手举着咬掉一半的糖葫芦，一手抱着辆一尺长的玩具汽车。魏锦星提着大包小包，神色泰然，如过无人之境，陪着他们走出了校门。

有人隔着办公室的玻璃窗窥视他们的身影，有人在檐前、树下互相努嘴、打手势，表达着对魏锦星的评价，但并没有几个人公开议论这件事。

这件事结束以后，一切似乎又复归旧态。魏锦星每日白天同我们一样辛勤地工作着，每日晚上回到宿舍，除了备课和批改作业，他还干些什么呢？不得而知……

再回到评选优秀教师的事儿上来。

我把头一回开会的情况汇报上去以后，党支部书记周大姐皱皱眉头说：“怎么会只有一个人提魏锦星呢？”

我说：“多半是大伙觉得他怪，不讨人喜欢。”

周大姐沉吟着说：“还是要看工作做得怎么样嘛。”

于是开了第二次会。周大姐来参加。这回我带头发言，提名魏锦星为优秀教师。

没有人发表反对意见。但是在集中人选的过程中，只有吴老师和另外两位中年教师把魏锦星列为第五名，其余同志所提出的五个人中，都不包括魏锦星；当选的五个人当中，平心而论，起码有两位就教学成绩而言，实在明显地逊色于魏锦星，可是强扭的瓜不甜，看来只好如此。于是我打算结束整个评选工作，环顾了一下全室，例行公事似的问：“同志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

小余在我身旁小声催促着：“成了成了，谁争这个名誉。”

可是，坐在角落里的魏锦星突然发话了：“我说几句。”

大家都不禁有点吃惊，全不由自主地把脸转向了他。

魏锦星那黝黑的皮肤本来是难以令人觉察出泛红的，但此刻你可以看出，他的脸确实涨得通红。他眼里闪着一种执拗、渴求交织的光芒；停顿了一两秒钟，像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似的，他终于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这回参加评选优秀教师，我很高兴。有的同志当年错划成了‘右派’，有的同志背了好多年的历史包袱，现在都解脱出来了，工作有成绩，大家在评议里都给予充分肯定，这有多好。这样落实政策，我很拥护。可是，能不能给别的……别的东西……落实政策？……”

全场哑然，似乎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他继续说下去。

但是，魏锦星突然顺下眼皮，摆了下手，不再说下去了；只见他的喉骨上下搐动着……

散会后，我随着周大姐往党支部办公室走，周大姐眉峰攒聚，双眼仿佛凝视着远处，低声地问我：“你知道魏锦星要说的是什么吗？”

我突然感到，仿佛是银幕上的画面陡然从模糊变为了清晰，并且推成了一系列特写：大幅的姑娘头像、8平方米小屋的窗户、当年团支部的整风会上蜷缩在沙发上的魏锦星、“我恶心”和随之打来的铜头皮带、狮子般地扑向大字报和撕裂人心的惨叫、远道而来的女客和她的眯眼睛娃娃、由蜷曲到伸直的纸蛇、给母子送行的场面……我觉得一个意念已在心中形成，于是，我用肯定的语气回答周大姐：“他是问，能不能给性格，特别是给比较特殊的个性，落实政策？我还要替他补充：一个人在努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工作的前提下，能不能保留一点个人的东西，比方说，能不能有一点个人的秘密？”

周大姐用力地点着下巴，深沉地说：“是呀，多少年来我们的政治生活不够正常，‘左倾’灰尘污染了多少人的眼睛，容不得魏锦星的性格和他的个人秘密，这只不过是小小一例罢了……看来，充分调动每个革命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真正形成既有统一的革命意志，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局面，该做的工作还很多……”

说着我们已经走到了党支部办公室门前。这时，我看见檐下的冰挂正在阳光下融化，一滴一滴的水珠落到阶沿上，正发出有节奏的声响……

1979年6月，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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