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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情的位置（第1页）

一

刚下早班，车间主任魏师傅就把我叫去了。

我随他走到用三合板隔出来的、当作办公室用的车间一角。魏师傅转过身来，面对着我。咦，他怎么呈现出那么古怪的一种表情，仿佛他突然不认识我了，或者我犯了什么错误……我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乐了出来。

“你呀你呀，好一个孟小羽！”魏师傅线条刚毅而皮肤粗糙的方脸盘上，一双不大而放光的眼睛里流露出失望与关怀的复杂表情；他晃动着裹满老茧的右手食指，喃喃地说：“没想到你也搞起对象来了……你还早啊，急什么呢？等你到了亚梅的岁数，我给你介绍个顶呱呱的——你希望什么样的，到时候尽管告诉我好啰！可你现在……”

我好纳闷。谁向魏师傅“告密”了？难道是我自己不谨慎泄露了“天机”？似乎都不是。于是我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说：“瞧您都说了些什么呀——没有的事儿！……”

魏师傅先是缓缓地摇头，然后叹了口气，随之从工作服胸兜里掏出个对折的信封递给我：“传达室老葛送报纸时候一块捎进来的——那小伙子连邮递员都信不过，亲自把它送到传达室来啦！”

我慌忙接过封口处粘得死死的信封，一见信皮上那熟悉而亲切的字体：“孟小羽亲启”，心口那儿就像装上了个马达，而且顿时就觉得脸颊在往外放热。我撕开信封，只见信纸上头简简单单地写着：“买到大华电影院三点一刻的票——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，千万别晚。”我本能地伸腕一看表：两点过八分！又本能地一转身，正要往外迈步，身后传来魏师傅威严的咳嗽声，于是，便扭回头诚恳地对他说：“魏师傅，您放心——我明天把什么都告诉给您！”

魏师傅显然不可能马上对我“放心”，但是我却对魏师傅一百个放心。我理解魏师傅的心情。他对我们车间“”当中陆续参加工作的八个青工思想上的指引、工作上的帮助、生活上的关怀，简直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。我们当面跟他顶过嘴、犯过倔，背后却简直找不出一句埋怨他的话来。

我匆匆忙忙地跑进更衣室。别人都走了，只有亚梅还在仔细地用小立体梳，对着更衣室里唯一的一面缺了角的长方镜子梳头。在我们车间的八个青工里，她是年纪最大的，这一九七八年一到，她就该满二十八岁了。她正在公开“搞对象”——谁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，连前几年把她管得紧紧的魏师傅，半年前还给她介绍过一个小伙子呢。她见面后很满意，只是后来了解到这小伙子母亲有慢性病、弟妹又多，便“拉吹”了；现在她终于找到了一个“最满意”的，那优点这些天连我都能倒背如流：“大学毕业，工资不用分给家里，个人还有几百元的存款；会木工活，为准备结婚已经陆续打好了大立柜、一套沙发和一个一头沉书桌；单位有宿舍，据说很有可能分到半个单元；表姐是文工团合唱队的，所以看演出很方便……”

我几下换好衣服，挤过去对着镜子用手抿了抿鬓角。这时亚梅一把抓住我，附在我耳边兴奋地说：“嘿，赶明儿你想照相，甭客气，跟我说一声好啦……他有架海鸥牌的，装一二〇胶卷……”

我微微一笑，想说几句话，可是没说又咽了回去。我想说什么呢？想问她：“他个人究竟怎么样呢？你摸透了吗？你——爱他吗？”我想，归根结底，你亚梅不是嫁给照相机以及那许多东西，最重要的是他本人——你要跟他度过今后的一生呢。倘若他一旦没有了存款折、大立柜、照相机以及许多现在吸引你的东西，你将怎么同他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呢？

我怕亚梅伤心，我没把这话说出口。况且现在我也没有时间。可是亚梅并不轻易放跑我，她神采飞扬地从提包里取出一条拉毛大围脖，抖开围到头上，硬挽着我胳膊往镜子跟前凑，兴奋地睁大着双眼皮的鼓眼睛，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问我：“怎么样，配得上我这件呢外套吧？”

说实在的，我吃了一惊。洋红的拉毛围脖配宝蓝色的呢外套，撇开我个人的口味不论，十个人里怕得有七个要说刺眼——可是我这个团小组长不应当在这类非原则性问题上去干涉一个同志，便含混地点点头说：“嗯啦。”

当我终于摆脱了沉浸在幸福感当中的亚梅，登上开往大华电影院的电车时，已经是两点二十五分了。

二

我坐电车从来不坐座位——即便有空座位也不坐。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，“”把社会风气搞坏了。不少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，上车不排队，坐车抢座位，自己坐在位子上，旁边站着一位颤颤巍巍的白发老大娘，或者是一位抱孩子的大嫂，居然可以无动于衷。他们为什么会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观念？我心里常常发痛地思考这个问题。七六年八月，正是唐山震灾发生后不久，有天下班我上了电车，发现一个留小胡子的青年人坐在单座上，他身旁一位神色疲惫的老大爷吃力地抓住吊环，仿佛随时可能晕倒。“小胡子”不时翻眼瞥瞥那位大爷。——他那表情，分明是嫌厌老大爷不够整洁的衣裤险些蹭着了他雪白的混纺衬衫，不光是我，周围的几位乘客都有点看不下去了——我正犹豫着，要不要鼓起勇气命令“小胡子”让座，忽然，一个沉着而坚定的声音响起来了：“同志，请你站起来，让这位老大爷坐下！”

我抬眼望去，发命令的也是个小伙子。他穿着一身看去很和谐的灰色衣衫，宽宽的肩膀，阔阔的额头，细黑修长的眉毛下，双眼闪着钻头般有力的光芒。

“小胡子”抱着双臂，满脸不屑的神色：“我不让。又不是我一个人坐着，谁爱让谁让。”

这时候老大爷开口了：“算了吧，我站着行呀！”

倒是另一个座位上一位花白头发的妇女站了起来：“您坐这儿吧！”

老大爷叹了口气，坐下了。事情似乎也就过去了。

可是发命令的小伙子仍然目光灼灼地望着“小胡子”，用听起来心平气和的声调问：“你能不能讲讲你的道理——为什么不给老年人让座？”

“小胡子”立即耸着身子，理直气壮地吵了起来：“凭什么给他让座？我知道他是不是地富反坏？你要想坐叫声‘哥儿们’，甭假门假事充好人！……”

胡搅蛮缠的人我也见过一些，可是像“小胡子”这号“高质量”的，倒是头一回碰上。周围的乘客大概和我的心情也差不多。大家都愤怒地瞪视着他，有的还出声叱责：“真不像话！”……

我两眼紧盯着引起我好感的那个青年，他眉毛跳了一跳，一句一顿地对“小胡子”说：“总有那么一天——你要后悔的！”

电车到站了，他在人们钦佩的目光下下了车。我从车窗里望着他那厚实的背影，直到看不见了为止。当晚在日记里，我记下了他留给我的强烈印象。

后来我发现，每当我上中班的时候，便很容易在电车上碰到他。他总是一上车便站到车尾角落那儿，掏出一扎外语单词卡背着。他在哪个工厂工作，或许他是个技术员？有一回，那已经是揪出“”以后，一九七七年开春的一天，他上车站到“老地方”以后，从兜里掏出来的不再是厚厚的单词卡，而是一本夹着铅笔的袖珍外文书。他翻开书，用铅笔轻轻点着，翕动着嘴唇，不顾车行造成的身体摇摆，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，因此我猜想他大概是某个研究所或设计院的“后起之秀”。

这一天下着毛毛细雨，那个时间电车上人不多。车上空出了好几个座位。售票员招呼我和他——只有我们俩站在车尾那儿——“同志前头坐吧——小心拐弯站不稳。”

我微笑着拒绝了。如果说，前几年我那坚决不坐座位的心理状态中，还包含着对“”造成的坏风气的一种挑战成分的话，那么，现在仅仅只是一种习惯了。

售票员是个乐乐呵呵的胖大嫂，她直率地望着我和他，笑着说：“一对怪人！”

这时候，我和他才有了头一回对视。他微笑地望着我，一双眼睛仿佛在问：“难道你也有上车决不坐座位的习惯？”我耳根那儿仿佛爬上了蚂蚁，忙把头低下来了。

打这回以后，他上了电车见到我，便浮出一个淡淡的微笑，然后还是靠在车尾一角读他的外文书。

据说真正的爱情有时会开始在一个偶然事件上。但细想起来，偶然当中往往体现着必然……四月中旬，《毛选集》第五卷开始正式发行的那天早晨，当我跑拢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的时候，等着买书的队伍已经老长老长了，我后悔自己没有更早到来，同时禁不住用眼睛在队伍中搜寻熟人——不是想“加塞儿”，而是侥幸地想：每人许买两本呢，也许，能说服熟人把买到的书给我分一本——就这样，我在第二十六个位置那儿发现了他，而他也恰好一眼看见了我，当然，我们同时都微笑了。

“你看，我来晚了……”这是我对他说的头一句话。

“不要紧，我分给你一本好了。”他爽快地回答。

就这样，我们“正式认识”了。当我和他一人拿着一本包着粉纸的五卷，走出新华书店时，不由得随意交谈起来。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长安街上。当我听他说上午也恰好休息时，心里别提有多愉快。我们互相询问着：给周总理灵车送行那天，你来了吗？站在什么位置？悼念周总理的诗集买到了吗？你最喜欢哪一首？你最早听到揪出“”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？当时正在干什么？高兴成了什么样子？……啊，原来他和我有着那么多共同的情感，共同的想法，真愿意跟他这么一直谈下去。可是，当走拢东单十路汽车站时，他站住了，简单地同我告别说：“我要上这个车。有点事得去办。”

我不记得自己当时说了句什么，也许是“谢谢你帮我买到了书”，也许是“好吧，遇上你我很高兴”，反正，当他乘坐的公共汽车远去时，我忽然变得那么怅然若失，而又那么心旷神怡。我抬起头，望见澄碧的晴空衬托着白杨树那饱含汁液的枝丫，上面的穗状紫花已快落尽，带茸毛的小叶正在春阳下闪着嫩绿的光泽……我意识到，那期待中的、神秘的、难以向哪怕是最贴近的人诉说的感情，终于袭上了我的心头。

第二天，当我们在上班去的电车上再次相逢时，除了互致微笑以外，自然而然地交谈了起来。

“你也学外语吗？”他掏出一本英文书拿在手中，亲切地问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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