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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败的婚姻（第1页）

在北京火车站下车后，王加根没有去北京农业大学找姐姐，也无心在京城游玩。他直接来到继父所在部队的北京中转站，乘坐部队的敞篷汽车，前往三百里外的河北省迁西县洒河桥。

王加根每次去他母亲那儿，采取的都是这种方式。而乘坐三百多里路的长途汽车，对于他来说，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。

他晕车。

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时，坐汽车往返于花园镇与双峰管理区之间，四五十里远的路程他都坚持不下来，常常半道儿上就头晕目眩，感觉天旋地转。肠胃里翻江倒海，妊娠反应一样作呕，吐得到处都是，鼻涕眼泪横流。可以想见，现在坐敞篷汽车行驶三百多里路，他会遭多大的罪，受什么样的折磨！眩晕的直接结果是呕吐。吐过一次，再吐一次。直吐得他肠胃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嘴角最后流出来的，只是绿色的涎水。整个人如同死了一般，无意识地躺靠在车厢里。

历经六个多小时的颠簸，总算到了目的地。

与去年相比，被群山环抱的洒河桥以及驻军部队家属区都有一些变化。新修了不少房子，几条比较宽敞的道路铺上了水泥路面，街道也整洁多了。

王加根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来到母亲的家里，看见屋里的变化也很大。那些笨重的木器家具重新做了油漆，旧貌换新颜。家具摆放的位置也进行了调整，格局相对合理，不像以前那样显得拥挤。门前的小院子里，依然种有各种各样的蔬菜，郁郁葱葱，有些已经硕果累累。在豇豆架下，还停放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。

王加根的到来，让白素珍多少有点儿意外，毕竟他们母子之间的“爱情论争”笔战正酣。在信中，两人各抒己见，谁也没有甘拜下风或者缴械投降的意思。硝烟弥漫之际，儿子怎么可能低下高傲的头颅，来探望她这个“敌人”呢？

唉，还是老话说得好——家鸡打得团团转，野鸡打得满天飞。加根毕竟是她亲生的，再怎么打，再怎么闹，还是记挂着妈妈。

“你爸每天早出晚归，过一会儿才能回来。”白素珍高兴地帮儿子拎行李，同时介绍家里的情况，“马杰技校毕业后，分配在唐山工作，已经去报到了。你姐本来已经放了暑假，但她想在学校里看看书，八月下旬再回来。现在屋里就我和三个小的。”

“您今天没有去上班？”王加根问。

“酱油厂那班？有订单就忙一阵儿，没活干就可以不去。没有人管，也不打考勤，自由散漫得很。上班与不上班，没多大区别，人还是蛮舒服的，就是钱拿得少一点儿。”白素珍自嘲地笑笑，“我平常大部分时间在家里，干家务活，侍弄菜园子，喂鸡。种菜和养鸡挣的钱，比工资还多。你爸也升官儿了，现在是团政委，工资涨了不少。”

母子俩谈得正热闹，马红、马军和四岁的小马颖也围了过来。他们亲热地叫着“加根哥”，非常兴奋的样子。

王加根从提包里抓出一把水果糖，散给弟弟妹妹吃。

白素珍安排王加根洗澡，又进厨房为他做吃的。

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，他们尽量避免提到方红梅。从儿子口中得知王厚义和胡月娥生了一个女孩儿，并且虐待胡太婆和白氏，白素珍的鼻子都气歪了。

她面色苍白，嘴唇直哆嗦，质问加根：“我让你带奶奶去公证处做遗产公证，把王李村那栋房子写在你名下。你做了没有？”

加根沉默不语，摇了摇头。

“你总是不听我的安排！总是把你妈的话当成耳边风！”白素珍气恼地斥责道。

“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？”加根也表现也不高兴的样子，“王李村的老屋拆了后，大屋改小屋，你让我把多余的木料登记下来，列了那么长一个清单。最后，多余的木料还不是被他败光了？我淘神费力弄的清单，还不等于是一张废纸？遗嘱和公证，有个屁用啊！”

王加根提到的王李村老屋，就是他爷爷留下的老宅。

那可是王李村独一无二的“厅屋”啊！

外墙用石头和青砖砌成，墙上和瓦楞上爬满青青的藤萝。藤萝上结有拳头大小、能挤出白浆的果子。大门朝北开，正对着穿村而过的马路。进大门是一条两米来宽、十几米长的巷子。巷子里光线比较暗淡，如同一条狭长的隧道，尽头却豁然开朗。日光从足有五分面积的长方形天窗里射进来，照在铺满青石板的天井里，映亮了周围的一切。以天井为中心，靠西是木鼓皮隔开的堂屋，里面永远摆放着一个丈把长的神台、一张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。堂屋两侧各有两间卧房。天井北边除巷子以外，还有灶屋、柴草房和猪圈；天井南边是一间大厢房，向南开了个后门。出后门是个大院子，里面栽有桃树、梨树、枣树、泡桐树、柏树、楝树等树种。

在王加根的记忆中，他家老宅在王李村是最大的。

那时生产大队或生产小队要开会，通常都会选择在他家里。他家俨然成了王李村的公共活动场所。召开全村社员大会的时候，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少自带小板凳，散坐在他家的堂屋、厢房和天井周围。

看到那么多人聚到自己家里，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加根总是特别开心。他穿着开裆裤，戴着虎头帽，在屋子里颠进颠出，不时被伯伯婶婶叔叔阿姨们揽入怀中。

他家堂屋的墙体比较高，显得特别空旷。紧挨着神台两端，有两根粗大的立柱支撑着房梁。堂屋地面很平整，似乎是用类似于水泥的灰土粉刷过，还绘制有方格和漂亮的花纹。正对堂屋的天井里，有一条阴沟直通村东的门口塘。如果赶上下大雨，门口塘里的乌龟、王八、鳝鱼、鲫鱼就会逆流而上，通过阴沟游到他家的天井里面。王厚义看见这些“自投罗网”的家伙，就赶紧拿出筲箕或箢箕，把天井的排水口给堵上。那些不速之客就插翅难逃，最终都成了他家餐桌上的美味。

一九七六年，传说所有的私宅都要收归集体所有。由生产队统一拆除，然后修建“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”的集体住宅。王厚义听到风声后，自作主张，把这栋“厅屋”给拆掉了，重新建造了一栋面积很小的土坯瓦房。老宅改成新屋后，多出好多砖瓦和木料。砖瓦当时就卖了，木料则堆放在新屋的两间空房里。粗的细的，长的短的，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。

远在河北的白素珍得知老宅被王厚义“大屋改小”，非常气愤。老宅是她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，有她刻骨铭心的记忆，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。只有老宅，才能寻到死去的姑父和三货的气息。她和三货从白沙铺来到王李村，成为姑父母的养子女之后，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，但家里还是其乐融融的。

白素珍小时候模样儿长得俊，是王李村的“人尖儿”。她脑瓜子聪明，上学读书成绩好。嘴巴子又甜，碰到长辈，总是大伯二婶三姑四婆地喊得特别亲热。她还天生一副好嗓子，唱起歌来又亮又好听，特别是那首“手拿碟儿敲起来”，与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里简直一个样儿。隔壁邻墙的乡亲们聚在一起吃完饭，总是把碗筷递给她，要她边敲碗边唱。有时不小心把碗敲破了，别人也不埋怨她，仍然兴高采烈地翘起大拇指，夸她的歌唱得好听。

当然，白素珍最为人称道的，还是她勤快。

十来岁就像个小大人，每天放学回家，什么事情都抢着做。烧饭，洗衣，喂猪，挑水，掏粪，去自留地扯菜，风风火火，进进出出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礼拜天她还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，挣工分。哪怕骨头累得散了架，也总是唱进唱出的。

这种美好的生活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春天终结了。起因就是姑父积劳成疾，累死在了双峰山白云寨水库建设工地上。

家里的顶梁柱倒了，留下年过半百的白氏、十五岁的素珍和十岁的三货。白氏好些年没下地干农活，一直在家里操持家务。素珍和三货还在村里念小学。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别说没人挣工分，家里挑吃水、种自留地、出牛栏粪这些体力活，都没人能够承担。

面对这样的状况，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找上了门。在安慰未亡人节哀顺变的同时，又转入了老生重谈的话题：劝白氏接纳王裁缝的儿子王厚义，让他过继来领门户。还是在姑父活着的时候，本家二爹就提过这样的建议，结果被姑父拒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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